4月上旬获刑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被认为是“非典型性”受

　　4月上旬获刑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被认为是“非典型性”受贿的典型代表。

　　如何“非典型”？据办案人员介绍，除收受“传统”贿赂少、“新型”贿赂多外，季建业还假他人之手收受、保管财物，并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一旦发现组织调查，便称财物并未实际占有，给自己留足后路。

　　通过“管家”、“代理人”来收受、保管和打理违法所得，季建业并非孤例。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有丁书苗这么一位同攻同守的“代理人”。这些“管家”、“代理人”也被形象地称为“白手套”。

　　从近年来查办案件情况看，“白手套”正逐渐“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更新更隐蔽的腐败方式。亟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发现并斩断藏在手套里的弄权谋私“黑手”。

　　什么人在充当“白手套”？

　　记者发现，对于“白手套”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普遍认为，“白手套”是指替别人把“黑钱”漂白、替别人打掩护的人。比如，帮助季建业保 管和打理赃款的苏州市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就是季建业的“白手套”。季建业1132万元受贿款中，有910万元放在徐东明处代为保管打理， 甚至不需要徐东明出具任何手续。

　　中国监察学会理事、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斌雄教授解释说，“白手套”通常是指为逃避党纪政纪和法律惩罚，从事“掩饰”工作的个人、群体、社会组织，或者是为非法行为披上的“合法”外衣。

　　有媒体将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官员子女等“特定关系人”也纳入其中。但在李斌雄看来，“白手套”并不等同于司法解释中的“特定关系人”：“‘特定关 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而‘白手套’则把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排除在外。”

　　排除近亲属不难理解，毕竟“白手套”的“优势”在于隐蔽性强、难以发现，而近亲属容易“暴露目标”，变“优势”为“劣势”。那么，究竟哪些“神秘人物”在扮演“白手套”的角色？

　　“我们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充当‘白手套’的通常都是建筑承包、政府采购、城区开发之类的生意人。”福建省闽清县纪委第二纪律检查室主任许思 辉告诉记者，这些人想方设法与官员接近并取得信任，官员通过他们敛财、理财、“洗黑钱”，而他们则借助权势，通过获取内部消息、修改投资规则来获取更多利 益。

　　要想取得官员信任，成为“白手套”，并非易事。记者梳理发现，“白手套”多为官员故交，以工程建设、金融等领域商人居多，有的甚至是官员曾经的下属。徐东明就曾是季建业的部下，深得季建业信任。

　　杭州市纪委查办的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有着多只“白手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曾经的下属、后来下海开设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董一麟。有人给张新送钱，张新不方便接收，便由董一麟出面接收、保管，需要用钱时就找董一麟“划拨”。

　　“白手套”究竟“诡”在哪？

　　慑于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威严，一些问题官员往往不会直接受贿，而是精心选择“白手套”收受贿赂、漂白“黑钱”，甚至经营产业。这就决定了“白手套”形式的隐蔽性。随之而来的是，问题发现和查处的困难性。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纪委常委林锦顺介绍说，“白手套”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法勾当以及非法所得往往通过其他渠道披上合法的外衣，运作手法也极具专业性，涉及经济金融、证券交易等，不易被发现。

　　记者了解到，张新案最大的特点就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手法隐蔽，为每一笔非法收入都设置了不同的“隐身衣”。比如，通过董一麟去借钱，让董一麟代收项目前期咨询费；让董一麟代持股份，自己做影子开发商；等等。

　　从谋私的“黑手”戴上“白手套”的一刹那起，幕后的腐败官员便与前台“掌柜”结成利益集团、攻守同盟，对于可能到来的查处早已做足准备，给发现和查处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形式隐蔽、查处困难的“白手套”问题，危害有多大？

　　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课题组组长邓联繁教授认为，“白手套”问题既破坏了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拉大了贫富差距，也庇护了利益输送，败坏了权力的廉洁性，加剧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污染了政治生态。

　　“‘白手套’问题具有广泛的传染性和对政治生态的污染性，必须下大力气坚决予以治理。”李斌雄表示。

　　如何斩断“白手套”里的“黑手”？

　　贵州省纪委曾查处一起省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窝案。其中，省公路局党委书记周金毅就有一只由下属单位退休人员充当的“白手套”。

　　周金毅自以为“白手套”的犯罪手法很高明，殊不知，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最终，周金毅因个人受贿170.48万元、共同受贿550万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不仅是周金毅，企图以“白手套”瞒天过海的刘志军、季建业、张新等腐败官员，终究逃不过党纪政纪和法律的严惩。

　　“只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查办案件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一定能剥掉腐败分子的‘白手套’、‘障眼法’。”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郎文荣表示。

　　针对“白手套”替腐败官员保管打理受贿所得的“业务功能”，毛建标建议，健全完善刑事立法，加大对相关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谋取利益的打击力度。

　　“‘白手套’与谋私‘黑手’相互勾结，根子上还是权力任性的问题。”林锦顺建议，加强对官员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健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和抽查等制度机制；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考虑到工程建设领域商人充当“白手套”相对较多的实际，邓联繁认为，应全面严格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明确领导干部与商人交往的边界。同时，借 鉴中办、国办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插手招投标等活动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 度，把领导干部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完善招投标公示异议制度，充分发挥招投标参与者对利益输送行为的监督作用。

　　针对一些辞职、退休干部为现任官员充当“白手套”的情况，李斌雄建议，严格规范公务员辞职、辞退和退休后行为，加强监督，防止成为“白手套”。同时，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白手套”的隐蔽性、“专业性”，是对反腐败工作新的考验。对此，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第四纪律检查室副主任林斌建议，进一步强化办案人员业务水平，尤其是丰富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