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大家”系列访谈——
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写”
“人为什么活着呢？要为人民活着，为国家活着。这对我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问：1948年，12岁的您离开家乡参军，考上了东北音乐文工团，身边很多从延安鲁艺来的老同志都是在艺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大师，比如吕骥、刘炽、瞿维等。那段时间的学习经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傅庚辰：应该说有很大影响。我那时候小学四年级，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可见我的文化程度之低，音乐水平之差。当时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学吹笛子，我本来想学小提琴，但是没有。那时候条件很差，一共只有三把小提琴，都给年纪大的同志工作用，轮不到我们学习。
我学吹竹笛子，还学音乐基础知识，学五线谱。再就是文化课，我们那个班属于音乐工作团第六班，都是岁数小的，最大的15岁，最小的10岁，政治课、业务课、文化课都要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那时候，因为粮食不够，我们每天都要吃一顿稀饭。没有菜金，我们就把院子旁边的煤渣场开出来种菜。那时候东北3月很冷，我的床上没有褥子，我睡在一个草垫子上，这个印象很深。在那种条件下，大家情绪却很高昂，那时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为什么活着呢？要为人民活着，为国家活着。从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在我脑子里扎下根了。我走向革命音乐创作道路，和这个有很直接的关系。
团里很多老同志都是从延安来的。像吕骥，他是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继冼星海之后的文艺系主任。刘炽是延安鲁艺的学员，跟冼星海学作曲和指挥。瞿维就是《白毛女》作者之一，钢琴家。一共有10位左右的老同志，他们就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上业务课，教会我们唱很多革命歌曲、民歌、抗日歌曲，比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这些革命歌曲、民族音乐、民歌的音调，在艺术上对我有很大的熏陶。应该说，那个启蒙时期，对我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一是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个电影表现什么内容的；二是要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用什么样的恰当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来表现这个电影的内容。”
问：您创作了《雷锋》《闪闪的红星》《地道战》《风雨下钟山》《挺进中原》等70多部影视剧音乐作品，其中很多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您认为要写好电影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
傅庚辰：有两条，一是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个电影表现什么内容的；二是要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用什么样的恰当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来表现这个电影的内容。这是两条很根本的东西，用我的话叫“两个吃透”。
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首先要把握住作品的主题，它是写什么的，为什么写的。比如我写《雷锋》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再说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这往往决定作品的成败。你是艺术作品，不是政论，不是报刊杂志文章，那你就要用恰当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来表现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果选得不恰当，那是要失败的。这一步很重要，《雷锋》歌曲的创作，就给我很深的教训。
我是在1964年初，接受创作电影《雷锋》音乐的任务。雷锋是解放军的模范英雄人物，这当然很清楚，可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呢？当时我约请沈阳音乐学院一位文学教授写了歌词，叫《高岩之松》，把雷锋比喻为高高的岩石上生长的一棵松树。然后我就带着歌谱到雷锋班生活，找雷锋的指导员访谈了五次；又找乔安山，就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的主人公，谈了两次。然后参加雷锋班的班会，到雷锋劳动过的鞍山工厂去参观。在雷锋生前连队的陈列室，我看到雷锋的遗物，比如说节约箱；还有他的袜子穿破了，补了又补，不去领新的。我还听说他带病帮助附近的小学，走了30里路把老大娘从火车站一直背到村里，等等这些事情，这时候我的思想就起变化了。
雷锋和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一样不一样？后三者是产生于战争年代的英雄模范，他们的事迹是生死关头的最高动作。而雷锋的事迹都是一点一滴、平平常常的事。什么是雷锋的特点？他的特点是伟大寓于平凡，要把他写成“高岩之松”，那就不是雷锋了。后来回到北京，我日思夜想，怎么才叫伟大寓于平凡呢？有一天工作到夜里12点钟，人也疲倦了，关灯睡下来，实际没睡着，脑子里老在翻腾：什么是伟大寓于平凡？突然——“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词曲同时蹦出来了。我一激灵，马上就拧开灯。
“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兄弟和战友都是一样的人。“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标兵”——雷锋是我们队伍里的人，但他是我们队伍走在前边的人。这就把平凡和伟大两个方面都抓住了。我一口气把曲调写好，倒头就睡，第二天词很快就填进去了，这首歌就这样产生了。
“搞创作，如果对题材的背景都不熟悉，那你无法深入。最根本的，你要去生活，要深入到这个作品背景里，到它产生的地方，到人物所在地，这个是必须的。”
问：电影《地道战》的歌曲是您的一大经典作品。您能讲讲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
傅庚辰：《地道战》的创作是在《雷锋》之后，1965年。开始我在北京写了一首，很平淡，我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摄制组在河北拍外景，我就去了外景地，冉庄、李庄。地道很泥泞，很矮，我哈着腰在里头钻着。那些神出鬼没的地道口，有的在碾盘底下，有的在灶台底下，有的从墙壁出来，有的从庄稼地里出来。我还走访当年打过地道战的老民兵，看大刀、长矛、土手榴弹等等。
经过这样一段之后，地道战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活了——地道不是那么死板的，把日本鬼子打得蒙头转向，就因为我们机动灵活。
有一天，摄制组拍外景，喊我去，我就跟在他们大队后边走，走到村子边，再过路就要进庄稼地了，突然脑子里冒出来——“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我调头就往回跑，跑到我住的老乡家里，就写出来了——“千里大平原，展开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
不经历那样一段生活，如果只是在北京，写出来的《地道战》就极其平淡。我那时候也是刚搞电影，《雷锋》和《地道战》这两部片子对我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认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作者，需要深入生活，需要认真学习。首先要广泛地学习历史、文学，搞创作，如果对题材的背景都不熟悉，那你无法深入。另外，最根本的，你要去生活，要深入到这个作品背景里，到它产生的地方，到人物所在地，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不深入生活，写的东西可能就不准确了。
“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这就是一个作曲家的历史使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写，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要求，而且要反映得准确。”
问：您的音乐始终跟随着时代，抒写着历史。时代在变迁，您心中有哪些始终坚持不变的东西？
傅庚辰：我觉得应该用两句话来概括，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这就是一个作曲家的历史使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写，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要求，而且要反映得准确。
当初，我接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写主题曲的任务时，已有三首歌词，《手捧红星盼红军1》《手捧红星盼红军2》《热血迎来红旗飘》。我就在公社卫生院里写下了总谱，从白天写到晚上。回到北京，我们音乐组三个人开小组会，我无意间拉开抽屉，发现里边放了一部《闪闪的红星》剧本的第三稿（我拿到的是第四稿），有一首《映山红》的歌词。我一念——“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们觉得这个歌词写得好，感情很细腻，很深沉。我又给它动了三个字，把“亲人回”改成了“红军来”。他俩鼓动我作曲，但我说那三首歌都写完了，管乐总谱都要写好了，导演、主演都满意了，摄制组都通过了，马上就要录音了，我现在就把它否定了，从工作程序上也不合适，严格说我自己无权这么做。
但最后我还是下决心，把那三首歌全否了。根据什么下的决心？我思考再三，就是根据此情此景——冬子爸爸已经走了，红军长征走了。夜半三更的时候，小冬子拿出来他爸爸临走时给他的红五星，问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他妈妈能怎么回答他？她能说哪一月哪一天红军就回来吗？她这话是说不出来的。她能说哪一天就胜利吗？也说不出来。但是她向往胜利，向往她的丈夫和红军回来，她有这个信心。所以她用形象的语言说，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的时候，你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她轻轻地说，然后话外出歌声，没有伴奏——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这个情景下，唱这个是不是更合适？这时候要听的是你心里的声音，不要想别的。此情此景下，艺术的要求就是唱《映山红》，只不过把“亲人回”改成“红军来”。
《映山红》的曲调跟《手捧红星盼红军》有相似的地方，再加上经过深思熟虑，我用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映山红》，写出来以后如释重负。果然，流传的效果很明显。其实当时我本人没想过流传不流传，就觉得这样对得住自己的心里头。
“艺术有艺术的特性，它跟民族的土壤是密不可分的。”
问：您一生创作过很多音乐作品，在音乐创作道路上，您主张“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能否跟我们谈谈您的这种创作理念？
傅庚辰：这三句话的形成，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第一次我讲出来的时候，是在2007年的中国艺术歌曲研讨会上，我作了发言，题目叫《艺术歌曲向何方》，发言里第一次提出来“现代技法中国化”。艺术歌曲当然会使用一些艺术技法，特别是现代的艺术歌曲，会使用现代的艺术技法。而我提现代技法要中国化，是有感而发，想法由来已久。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门窗都打开了，从经济建设上来讲，这是势在必行，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管理经验，我们都吸收进来，这个对我们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文学艺术要不要学习？也要学习，因为世界都在变化、在前进，人家前进了，我们原地踏步就落后了，所以必须要学。
但是，艺术有艺术的特性，它跟民族的土壤是密不可分的，你能够全部照搬吗？那不行，它会水土不服。可是一开始我们一些艺术工作者，特别是有些中青年同志，都是出自好心，为了使作品更完美、效果更好，把外边的技法全都照搬进来了，其实这是不科学的。你学了新的艺术技法，那你的作品应该更耐听、更好听，让群众更喜欢。而运用了现代技法之后，有时却适得其反——难听了，群众不愿意听了。现在回头来看，还是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合适的就吸收进来，不合适的就要淘汰。
所以必须现代技法中国化，把有用的东西拿来，和我们原来的东西相结合，关键是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实现代技法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道理。中国革命就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上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很大原因就是脱离中国实际。后来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之所以带领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就是结合了中国实际。今年春节，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登上井冈山，语重心长地讲了一句饱含深情的话：“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革命要实事求是，建设要实事求是，文艺创作也要实事求是。这么多年，我们回首看一看，为群众所喜欢的交响乐作品，有哪几部？恐怕数不出来几个。问题出在哪儿？就在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没有生动的语言，没有流畅的结构，没有动听的旋律，群众不愿意听，听不懂。
我们有少数同志认为，交响乐不能大众化，交响乐就是小众的。他们其实没想明白一个道理，艺术、交响乐到底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没有生动的旋律，没有鲜明的调性，群众不愿意听。有的音乐会观众听到半截就睡着了，这种交响乐是什么交响乐？
交响乐必须中国化，不中国化是没有前途的。群众愿不愿意听，听的人多还是少，这些问题想一想，就很清楚了。如果艺术脱离了群众，那生命也就要停止。这是我结合创作实际，结合这些年的创作经验和所走过的路，有感而发。过去，大家用心都是好的，谁也不是故意想把东西写坏，但确实走了一些弯路。
还有，音乐语言必须要生动，要民族化。语言是作者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之所以能接受你，首先要有桥，群众又觉得你这个桥修得不错，才愿意走这个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应该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而语言从哪里来呢？从民间来，从生活中来，也从文艺作品的成功经验当中来，这些最需要下功夫学习。
“特色是生命。所谓特色就是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实际。”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中国民族音乐未来应该走怎样的发展之路？
傅庚辰：首先，文化是怎么定位的？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定位得很清楚了，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我认为这足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那么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那些千古名作，滋润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多少人为了这个民族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了前进的路上。文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把我们的文化建设好，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它需要发展，也必然要发展。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有了，需要给它以新的安排。这里有一首歌，《自个的事》，是新写的，写中国特色的。讲的是中国自己强大起来，强调是自个的事、自个的情、自个的目标，扬眉中国人。特色是生命，所谓特色就是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实际。这首歌的曲调从民间的音调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和新时代的重大主题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就是民族音乐应该采取的一种方式、一种做法。
民族音乐和时代的重大主题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在2004年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小平之歌》。其中有一首女声独唱《小路》，讲的是邓小平同志曾经在江西的一条田间小路上往返行走了1000多次。每一次行走，他不可能不想事情。他在想什么呢？在想党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我们作为作者，应该有时代的敏感，对于改革开放，我举双手赞成。所以我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创作了这部音乐。我曾三次到那条小路上行走，加上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最后有感而发，带着明确的认识和真切的感情写出了《小路》。
“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给它以健康的引导。”
问：近年来一些流行音乐选秀节目受到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捧，您怎样看待现在的流行音乐文化？
傅庚辰：流行音乐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985年8月，我被派到波兰担任世界第二十二届歌曲节的评委。到那儿之后，我才发现纯粹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比赛，那时流行音乐在国内也刚刚萌芽，我没有更多接触这种东西。
当时亚洲评委只有我一个，通过和其他评委接触，我了解到，（在欧洲不少地方），特别是德国等，青年人喜欢流行音乐的能占百分之六七十。像这次比赛，在波兰半个月之前票就卖光了，有些大学教授甚至把一个月工资都拿出来买票。那个剧场实际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剧场，就是一个山谷铲平一块地方，用有机玻璃在上面修了一个舞台，山谷风呼呼吹，两边没墙，上面有一个大篷布，钢架支撑起来。8月天，5000人的座位全都满了，老头、老太太甚至披着毯子去听。有时候唱到一点钟。那么大的热情，为什么呢？
当时，我思想特别斗争，在想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待。我回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是你允许它存在它就存在；不允许它存在，它就不存在。我们应该给它以健康的引导，让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另外我建议，希望中国改年派出选手。中国不要置身度外，实际也没法置身度外了。改年文化部就成立了三人评选小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把韦唯选出来了，再转一年把毛阿敏选出来了，韦唯也是到波兰，毛阿敏到柏林，后来她们都成为了国际获奖者。
“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问：听说今年6月底“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为庆祝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您将举办以“红星故事”为主题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对于这场音乐会，您有怎样的设计？您将如何用音乐展现时代的发展？
傅庚辰：是有这个事，我是应哈尔滨市之约。纪念建党95周年，又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样光辉的节日，我尽一点力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初步设想的音乐会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前半场题目叫“红星故事”，就是要弘扬井冈山精神。
后半场就是现代歌曲。其中有一首是套曲《航天之歌》，是2003年为庆祝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而创作的。其中包括《中国飞船是神州》《航天摇篮曲》《航天圆舞曲》等七部作品。
音乐会最后的歌曲《中国梦》，是2014年写的新歌。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和抗争史，我把歌曲的基调定为抒情的深沉，但是光有深沉还不行，后面还有进行曲的节奏，催人奋进，昂扬向上。这首歌我从2014年6月21日开始创作，到7月5日最后截稿。朝思暮想，反复推敲，修改22稿。经常半夜爬起来，把突然闪现的灵感记下来。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定信念、坚定誓言。每个党员不要忘记自己入党时候的宣誓是怎么说的。”
问：党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您作为一位老党员，一名老军人，怎样看待全面从严治党？
傅庚辰：现在我们进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任务很重，也很艰巨。我觉得党员干部起码要做到几个“忠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定信念、坚定誓言，每个党员不要忘记自己入党时候的宣誓是怎么说的。恐怕有些人就忘了，特别是那些腐败分子。
纪检干部在我心目中是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我心目中很崇敬纪检干部。这几年反腐倡廉，深受人民的拥护，深得人心，我想它必将产生强大的现实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问：请您为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傅庚辰：社会主义真，特色旗帜鲜。理想多美好，奋斗更灿烂。（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张琰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