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村民小组组长一顿酒下肚，占地20亩的鱼塘就能承包到手。一晃20年，竟然没交过一分钱承包金。
仗着拳头硬，多占村里10亩地，十来年竟然无人能管住。
这些“奇葩”事，曾发生在河南中牟县官渡镇。赶上这，难怪群众有怨气、要上访。细算下来，全镇四级上访平均一年200多件。刚上任镇党委书记时，段长海头疼不已。
再难解决，也得找出办法来。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努力让更多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让人们更加公平地享受治理成果，各地基层不乏创新实践，给人启迪和借鉴。
官渡镇的重头戏是从立村规民约开始。“大家理，大家立，谁也不搞特殊”，管村治村有了新道道，村民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为荣，以无理取闹、无序上访为耻，良好民风逐渐养成，矛盾纠纷从根源上得到控制。
对于劳资纠纷，深圳市盐田区引入专业协会，让“第三方”以公正、客观的角度，找到利益平衡点。对于邻里纠纷，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二社区用了个“软”办法，哪里出现矛盾“火星”，心理疏导及时介入，既管“灭火”又管善后……
改变单纯以行政力量管控社会的传统理念和粗放做法，在共治中优化社会治理，平安的暖心名片越擦越亮。
郑州一乡镇立村规民约预防化解矛盾
官渡“约法三章”（人民眼·创新社会治理·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喝一顿酒，鲁胜利跟村民小组组长签了一纸承包合同，占20亩地的鱼塘，20年竟不交一分钱。
不信，到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芝麻岗村看看。村中有片鱼塘，边上盖一座两层楼，红顶白墙，在冬日稀疏的树林中十分抢眼。提起楼主鲁胜利，村民徒叹奈何。
11月16日，官渡镇党委书记段长海来到村里，看过现场，召集村干部开会：“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怎么处理好鱼塘承包的事，就是一道现实的考题。咱们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创新社会治理，就得迎着问题上，对遗留问题也不能姑息。”
“鲁胜利承包鱼塘，期限马上就到。是不是续约，按新的村规民约办。他自己也认可。”村干部说。
宅基地划分、土地分配、享受村民待遇三件事，牵涉群众切身利益。因此引发的信访案件，约占近3年官渡镇信访总量的七成。今年，官渡镇把建立村规民约作为重头戏，制定“三项制度”，找到一把预防化解矛盾、创新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无规矩不成方圆
西周庄村的曹二狼身高一米八，虎背熊腰，眼光透着一股狠劲。二狼有一兄，名栓狼；一弟，号小虎。三人走在村里，无人敢惹。
仗着拳头硬，二狼家4口人，多占村里10亩地，十来年无人敢管。有一年，邻村分地，二狼索性“抢”了4亩。对方气不过，与他打了一架，不敌，只好作罢。
同村的张纪安老实巴交，全家6口人，20多年只种半亩地。上世纪90年代，村里党组织涣散，调不成地。县工作组驻村多日，也没解决问题。此后，西周庄再也没调过地。
村里纠纷，也曾闹上法庭。前於村王建意的闺女出嫁，户口没迁走。2015年村里调整土地，王建意为闺女要地。村干部说，按规矩不能给。王建意反问：“规矩谁定的，群众知不知道，拿出来看看？”村干部一时语塞。王建意先到镇里上访，后把村委会告上法庭。最终，此事不了了之，成了信访积案。
小矛盾闹成棘手信访难题，村村都有。刚上任时，段长海头疼不已。细算下来，四级上访平均一年200多件，官渡成了“上访大户”。
“矛盾都不大，但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程序复杂，时间较长。通过道德评判，缺少约束力，难以奏效。最有效的办法是村民自治，先立规矩。”段长海说。
村规民约怎么立
“立村规民约？”镇里开动员会时，前於村支书王根力很不以为然。老王当了20多年支书，村规民约不是没见过，但觉得不管啥用。
段长海告诉村干部，这次立约聚焦三件事：宅基地划分，土地调整，村民待遇。“三项制度”怎么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全民拟定。党委政府对制度的形式、内容、制定过程作出详细要求，并宣传到每家每户。各村两委抽调干部、群众代表起草。草稿交村两委讨论后，提交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逐户征求意见，再报镇政府审核。镇政府一般只进行法制审核，不干预具体内容。
听说镇里不干预村规内容，王根力更不看好立约。不过，他没想到，回村一传达，大伙儿热情高涨。讨论草案时，你一言我一语，拟了6稿才确定下来。
随后，村里召开党员和群众代表会议，征求意见。村里44名党员，除1人远在海南，到会43人，创了纪录。王根力一看，这事“有门儿”。
第二步，全民表决。镇上要求，村规民约要生效，参会户数、通过票数要“双过半”。王根力担心，正值农忙，大伙儿能来吗？
6月15日，是前於村开村民大会的日子。早上一睁眼，王根力听到雨声，一骨碌爬起来，开窗看，小雨淅淅沥沥，心便提到了嗓子眼。上午9点，一人不落，全部到场。望着台下花花绿绿的雨伞，王根力激动得差点掉泪。当天，村民全票通过“三项制度”。前於村成了官渡镇第一个“吃螃蟹”的村。
“41个村的表决会，平均参会率86%。村规民约平均赞成率82%，均一次通过。”段长海说，制度表决后，还有第三步——全民告知。制度印制成小册子，送到村民家中，由当家人阅读签收，签字按手印，镇村两级存档，以利执行。
“例外”能否堵得住
开会表决时，曹二狼本想反对，但见大伙儿都举手同意，自己也不好犯众怒。不过，他决定等一等：“多占地的人只要有一户不退，谁也别想收我的地！”
村干部带头，几家强势户都退了地。曹二狼明白，这回是来真的。他主动退出多占的地：“大家理，大家立，谁也不搞特殊。”
执行“三项制度”，党员干部是关键。潘庙村四组80多户，有7户“一子多宅”，其中组长家就多占一份宅基地。村里下通知：“按照村规，三天内必须把其中一套房子卖掉，否则自己扒房，腾出宅基地。”最终，这位组长将房子以成本价卖给本村人，其余几家再无例外。
最近一个多月，各村对照制度，对以前多吃多占的强势户展开攻势，追讨旧账。西周庄村成功调整土地，收回原村干部、干部亲属、强势家族长期强占的150多亩土地，重新分配。
村规生效后，家家存一份，村村上墙面，人人都是“监督员”。
前於村王海军是村支书王根力的发小。按照新规，闺女出嫁不再分地。前几天，王海军想请好友喝顿酒“通融通融”，没想到碰了钉子：“人人都盯着规矩，我支书也不能例外。”
“这点小事你都不办？本想请你喝一盅！”王海军不甘心。
“这种酒我戒了，扎嘴！”王根力拒不松口。
乡村治理有“法宝”
“村规民约以前就是‘破铜烂铁’，对强势的人家没啥约束力。十九大后，我们开了支部会、党员大会，学习报告。大家说，十九大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我们信心倍增，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法宝’！”大马砦村村支书刘小六感叹。
有了规矩，村里没了“刺儿头”，也没了“老冤儿”。二十里铺村的张国亮遇事就想“沾光”。村里分地，剩下六七亩机动地。张国亮开着拖拉机，把机动地一犁，就说是自家的。“你们吃10两，我就得吃13两。”
现在，张国亮改变了观念：“让我沾光，不是有面子，而是脸红。”他退了多占的地，还成了村里的“调地代表”。
同村的汤九玲一直觉得自己是“老冤儿”，几十年没占过便宜。今年分地，汤九玲更委屈。分到一半，遇到下雨，只得暂停。结果，她的公公在这期间去世。按照新规，人死销户，不能分地。“要在以前，非要争一争，可有了自己参与定的规矩，不能去上访。”汤九玲说。
一碗水端平，好处渐渐显现。前於村“能人”於书明多次参与分地，往年至少要半月，不吵几句嘴、打几架，咋也分不完。今年一切按村规来，出嫁闺女、国家公职人员等一律不分，没一户有意见。“这么大的事儿，一天就搞定。”於书明说。
“三项制度”减少了矛盾，也为村干部减了压。对此，刘小六深有感触。立约前，村民郑书房天天往刘小六家跑。老郑的孙子今年10岁，按照惯例，满月时就该分宅基地，一直没有分到。定村规时，大家约定男孩年满18岁才能分宅基地。老郑一开始想不通，后来主动找到刘小六：“大家都按规矩来，我们再等几年。”
“以前解决村里的事儿，靠吵、靠嚷、靠磨嘴皮子，往往按下葫芦瓢又起，一不留神就得罪乡邻。现在立了规矩，一方面给干部上了‘紧箍咒’，另一方面也让干部得到解脱。”刘小六说。
段长海说，在办事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有章可循的治理环境下，村民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为荣，以无理取闹、无序上访为耻，良好民风逐渐养成，社会矛盾从根源上得到控制。今年前10个月，全镇四级信访案件量为33件，而2015年、2016年全年数字分别达148件、94件。
“11月20日，全镇的党支部统一时间分头开会，进一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段长海说，“我们觉得，在共治中优化社会治理，要改变单纯用行政力量管控社会的传统理念和粗放做法，注重运用协商、契约、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协力治理，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增加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深圳两协会用专业方式调解矛盾
盐田信服“第三方”（人民眼·创新社会治理·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白天是老板，晚上是交通巡查员。一天之内，卓胜桓身份转换，反差不小。
卓胜桓是深圳市兴龙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的“掌舵人”。他和深圳市集装箱拖车运输协会的200多名“义务巡查员”，每天协助交警处置违停乱停、鸣笛扰民的拖车。
“一睁眼到处是拖车，让人闹心。”居民埋怨。
“你说能停哪？”拖车司机无奈。前两天，司机老江围着盐田港兜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把车停在了路边。“出一趟车赚200元，一张罚单500元，几天白干。”
盐田港的兴起，既带来繁华，也引来一些烦恼。
每天进出的13000余辆货柜车，其中有8000多辆要在后方陆域停放，但停车位只有5000个。不查违停，居民不满；查狠了，司机抗议。结果，这事成了“死循环”。
“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促使我们思考，协会应该怎样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与政府监管的协同治理。”协会党总支书记罗江晓说。
思路一变天地宽。盐田区一边加大停车位供给，一边发挥拖车协会作用，让“自己的人管自己的事”。
协会秘书长唐力介绍，协会动员内部党支部15个、理事单位100余家、运输企业会员2200余家、运输车司机3.3万余人，目前共清理“僵尸”货柜车、货柜箱1000多个，配合执法部门开具《处罚通知书》5000多份，协助交警处罚拖车违停上万宗。
在盐田，带有“第三方”性质的社会组织，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盐田区港口物流业发达，发生在运输行业的劳资纠纷多，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协会应运而生。
协会秘书长曾虹文说：“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过去是‘政府一头热、企业不积极、社会看热闹’。现在处理劳动关系，社会化、专业化是一个重要方向。”
今年5月，德邦物流公司全面调整了员工的绩效考核方式。过去按件计费，现在是在计件的基础上，根据货物大小轻重，进一步精细计价。
“老规矩说改就改，是不是变着法子坑我们？”新方案一出台，员工立即“炸了锅”，群情激动。
是规则有问题？还是员工反应过度？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协会介入后，详细调查德邦公司员工的薪资水平，并通过专业人士对绩效新规进行核算。
“据调查，德邦公司员工的薪酬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近50%。这证明，德邦并不是一家克扣员工工资的企业。”专职协调员蔡文聪全程参与调解后发现，绩效调整对员工总体收入并没有太大影响。
摆数据，讲道理，员工心头的疑虑渐渐消去。
曾虹文说，相比“老板俱乐部”和“员工俱乐部”，协会作为“第三方”，能更好兼顾双方利益诉求。在“第三方”专业力量的帮助下，盐田的劳资纠纷逐年减少，2016年的案件数为1998年建区以来最低。
“十九大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盐田区人力资源局副局长刘定权说，“哪些事应由政府负责，哪些事交给社会组织，要有的放矢。劳动关系涉及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政府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管得面面俱到。专业的‘第三方’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弱项，为企业和员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济南一社区以心理干预纾解纠纷
甸柳善用“谈心术”（人民眼·创新社会治理·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80多岁的周秀霞，心里有个死疙瘩。因为心疼儿子，她把房产证的产权人改成了儿子王强。没想到，远在上海工作的孙子要买房结婚，儿子没跟她打招呼，就把房子卖了。周秀霞想不通，见了儿子就吵，独处时抹泪。
“跟母亲打招呼，房子一准卖不了。”王强委屈，实在凑不够首付才出此下策，即便租房住，自己也会孝顺好母亲。
济南市甸柳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崔秋红上门劝解。她发现，周秀霞并非不同意给孙子买房，主要是对老房子有感情，更怪儿子没提前通个气。
这种事，社区里常见。矛盾说大不大，但不解决好就可能酿成大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们之前试过用心理疏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让当事人心气儿顺了，矛盾也就好解决了。”崔秋红说，“习总书记作十九大报告，我一字不落听着，心里想咱算是歪打正着。”
不过，社区资源有限，哪来的心理疏导力量？
甸柳二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力量，共同建设“温馨港”。这天，周秀霞气鼓鼓地到“温馨港”诉苦，负责人李婧先好言安抚。随后，她借机拿出一张白纸，让老人画一下房子、树和人，通过分析图画的大小、形状，探究对方的内心世界。
“在倾诉时，不少人有‘家丑不可外扬’的顾虑。这时，心理干预就起作用了。”李婧说，通过心理疏导，可以浇灭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的“小火苗”。
11月23日下午，记者见周秀霞情绪不错。“多亏了社工陪我聊天。现在想明白了，我疼儿子，儿子也疼自己的儿子。只要儿孙和以前一样孝顺，就好哩！”
“社区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全由老年人组成，被称为老年心理疏导队。”崔秋红笑着说，老年合唱队、舞蹈队、模特队等16支文化队的成员整天在一起，谁家有了矛盾，就帮着出点子、想法子。
不久前的一个中午，崔秋红正吃饭，有居民急匆匆跑来报信：“魏方把楼上的刘秀给打了！刘秀感觉吃了亏，喊来十来个亲戚，手持棍棒，要去报仇。”
崔秋红扔下筷子，赶紧到现场，苦口婆心劝，才避免了一场“火拼”。不过，这两家算是结下了梁子。
“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解决矛盾，见面没准还打。”老年心理疏导队出马，“背靠背”分头了解情况，查找矛盾根源，进行心理疏导。
原来，一到中午，刘秀就忙着招呼自己和朋友的孩子吃饭。孩子们闹腾，走路动静大。魏方在燃气公司上夜班，中午休息时被吵醒，恼羞成怒，打了刘秀。
“一个月时间，调解不下20次，两家终于达成协议，握手言和。”崔秋红说，魏方赔礼道歉，负担刘秀住院费用；刘秀在地上铺张垫子，降低噪音。
“协议签了，但魏方心里肯定不舒服：对方影响自己休息，到头来自己还赔了钱。小疙瘩不解开，两家没准还会闹矛盾。”崔秋红坦言，在解决矛盾纠纷时，一方可能会有心理落差，得寻找机会补上。“心理疏导虽然不是‘万能药’，但至少是‘顺气丸’，用好了，能从根儿上解决小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