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着力强化社区养老、托育、就业等各类服务，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图为6月24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一家老年食堂，社区志愿者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群众生活怎么样，干部状态怎么样，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得怎么样，都能在这方天地里看到端倪。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把城乡社区基础筑牢。”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湖北武汉考察时来到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智苑社区，再次强调基层治理和社区工作的重要意义。
如何认识社区在抗疫中的重要作用？为何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德文。
世卫专家认为中国疫情防控是“全政府-全社会”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依赖于社区的有效运转
记者：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把城乡社区基础筑牢。对此如何理解？
吕德文：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在城市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居民不论职业、单位、住址如何变化，最终都要落脚到社区，“社区人”是最基本的身份。城市治理主体是多元的，还包括物业、业委会、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但只有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能统合这些治理力量，把服务管理覆盖到所有居民。
社区彰显“中国之治”显著优势。我们党有科学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党员和党组织嵌入社会各个角落，基层党员和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社会运行陷入困境时，千万个社区可以迅速“重建”社会。以抗疫为例，当疫情导致原有的城市系统无法正常发挥功能时，在社区的组织动员下，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下，群众被有效组织动员起来，在配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保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
记者：如何认识社区在抗疫中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必须依靠“社区这个重要基础”？
吕德文：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最有效的防线。2020年3月，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强调“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强调：“在应对疫情的斗争中，无论是应急状态防控还是常态化防控，社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基础的工作界面，也是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抗疫力量的平台。疫情防控是一项危机治理，需要在短时间内集中有限资源来应对。这不仅需要动员党政体系的力量，还需要广泛有效动员组织群众。作为一个集政治、服务（行政）、社会三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体，社区能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治理资源。世卫专家将中国疫情防控中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机制概括为“全政府-全社会”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依赖于社区的有效运转。社区与老百姓接触最直接，人员摸排、生活物资供应等各项防疫措施的落地最终要靠社区。
党员发挥先锋作用，让群众在关键时刻找到主心骨，进而被有效组织动员起来
记者：抗疫过程中，哪些社区治理的创新之举让您印象深刻？
吕德文：一是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支援基层疫情防控。在没有增加治理成本的情况下，把党员干部沉下去，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伍，参与疫情防控和其它社区工作，迅速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党员干部在疫情大考中站出来，显示了先锋本色，也让群众在关键时刻找到主心骨，被有效组织动员起来。
二是“平战转化”提升常态化治理能力。社区的常态化治理能力和应急治理能力是相互转化的。一些老旧小区、自建小区、城中村等长期没有有效的公共服务，甚至没有物业管理，它们通过疫情防控被纳入常态化社区治理的组成部分。一些地方，疫情激活了传统的楼栋长制度，各个楼栋、社区建了微信群。如能将疫情中的社区志愿者、群众自组织延续下来，用于常规的为民服务，就会在治理和服务群众间形成正循环。
三是基层治理向下“扎根”。2020年以来，武汉市的社区治理开展“扎根”行动，党群服务从社区向下扩展到小区和楼栋，在小区建立党群服务驿站，楼栋建立党小组。疫情期间的团购“团长”、邻里互助群的“群主”、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等，构成了社区治理的骨干。社区治理需要返璞归真，就是要做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扎根”便是返璞归真的典型表现。
记者：加强信息化建设，对社区的意义是什么，需要注意什么？
吕德文：现代城市的管理水平，很大程度体现在基层社区的服务与管理上。而信息化水平又决定着基层治理效能。比如，深圳此前之所以能快速阻击病毒传播，就得益于深圳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系统的投入使用。在信息时代智能互联大背景下，技术革新给基层治理创新创造了难得机遇。必须充分利用智能互联技术为基层治理赋能。
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基层组织的基本定位，要求治理重心下沉
记者：为何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为此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吕德文：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工作和生活，给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仅要解决好他们的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还要帮助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融入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城镇，增强了人口流动性，也增加了城镇社会管理的压力和难度。大量困难群众、弱势群体集聚在城镇，在社会救助、扶危济困等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些情况和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最终也要靠基层落实解决。社会转型的变化要求不断推动治理重心下沉。
基层组织的定位，也决定了必须下沉资源。社区本质上是具有行政职能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具有鲜明的属地单位的性质，而不是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因此，其工作要承担属地责任，遵循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基本工作原则。我前段时间在武汉市北湖街道调研，街道的几位社区书记总结说，社区治理做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小区是最后一百米，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日常的治理互动，最核心的都是要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资源下沉本质上就是要提升社区服务能力以及矛盾化解能力。
如果说下沉是大势所趋，如何下沉则是关键。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很多公共服务都下沉了，很多事务在社区即可办理。很多上级部门很自然地把社区居委会当成一个自己部门的“腿”，都可能指挥社区干活。这样一来，社区的属地性质就被消解，陷入疲于应付。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治理事务多样且难以标准化，群众的诉求也比较多元化。在资源下沉的同时，要防止把社区属地单位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异化，把为群众办事的时间空间更多留给基层。
和群众心连心，在群众身边做好群众工作
记者：如何进一步提高社区的应急反应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为此应注意哪些要点？
吕德文：当今世界，各类突发事件日益增多，当代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建立了统一、综合和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把应急管理的职能整合到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能体系之中，融入到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之中，这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社区应急反应能力仍有待提升。应急管理体系改革在基层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有关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规定，基本停留在制度构建的规划层面，并未给基层组织提供应急预案指引模板、应急操作基本程序。社区基本都是在缺乏准备情况下参与疫情防控。未来的社区建设，需要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做好充分应急准备。要把工作做在日常，预先考虑和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境，不打无准备之仗。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服务管理是永恒主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建立在群众工作基础之上。调查发现，武汉疫情期间，但凡应急能力强的社区，也是日常群众工作做得扎实的社区。而社区的群众工作做得扎不扎实，和社区书记是否扎根一线、是否和群众打成一片，又密切相关。武汉市委组织部对27个社区书记的工作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将之定位为基层管理服务水平提升的“基石”。他们并没有多么炫酷的工作技巧，无非就是和群众心连心，在群众身边做群众工作。只有动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是社区治理的最大资源，才能有效应对急难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