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产品需求量大导致美国南加州沿岸两个最大港口的集装箱积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商店里，部分货架无货。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欧美假期购物季已经开启，但全球供应链混乱问题迟迟未解，商品缺货、物价齐涨，购物景象不复以往。业界预计，“缺货潮”将一直延续到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
与此同时，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扩散风险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多国第一时间收紧防疫措施，实行入境限制。受港口防疫加码、码头用工不足等影响，原本紧张的航运局面“雪上加霜”。国际投行高盛等机构认为，由于各国新旅游限制规定对正常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供应链问题的解决将会进一步拖延。
供应链，指的是将产品生产出来并交付到消费者手中所需的一整套商业和运营网络。在这一链条上，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制造、劳动力供应、跨国越洋的货物运输等环环相扣，结织成网。从此前的防疫物资短缺、生产停摆，到疫苗供应不足、制造业“缺芯”，再到眼下港口出现创纪录的“海上大堵车”，多国产品供应短缺，供应链风险正在世界范围内愈发凸显。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分析，目前，供应链中断正出现在每个角落，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全球供应链为何陷入困局，怎样看待供应链出现问题后的“蝴蝶效应”？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把握主动权，保障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对此，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
疫情仍是全球供应链最大不确定因素，国际物流环节成为当前最突出矛盾
记者：近期，全球多地出现供应链紧张甚至中断的问题，原材料供应、货运物流、劳动力供给等多环节陷入困境。现在全球供应链运行情况如何，遇到了哪些棘手问题？
卓贤：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主要取决于两个环节，一是区域生产环节，二是国际物流环节。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各主要制造业国家接连受到疫情冲击，加上国际运输网络梗阻，全球供应链出现大量断点。
在区域生产环节方面，随着全球范围内疫苗接种的推进，各个制造业的主要经济体的生产总体上逐步恢复正常，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景气指数回到正轨，东盟和南亚国家疫情虽然有所反复，但总体上产能也呈现往上走的趋势，即使在一段时间以来供需关系紧张的汽车芯片领域，也显露出向好的迹象。
在国际物流环节，伴随着各国经济恢复，全球的消费需求和中间品、资本品的需求都在上升，这导致全球的航运压力居于高位、运价大幅上涨的局面仍然没有缓解，船舶的周转率下降、船舶准班率严重下滑、船期大面积紊乱。当前国际航运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是：亚洲国家普遍出口多、进口少，而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普遍进口多、出口少。由于全球进、出口不平衡，直接导致出口的集装箱不能同步跟随船舶返回亚洲，造成目前“一箱难求”的局面。据瑞银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全球港口拥堵情况预计会持续到2022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一年多以来，全球供应链最初在生产环节和物流环节上都出现了问题。如今，国际物流环节成为全球供应链最为突出的矛盾。
从长期来看，供应链冲击是市场主体在“效率-安全”权衡中过度偏向效率的结果
记者：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但各国表现似乎有所差别。比如，美国港口异常拥堵、零售业备受打击；英国人力短缺、卡车司机严重不足；日本、韩国等地一度出现“无鸡可炸”、价格大涨等食品供应问题……不同的表象背后是否有共通原因？让供应链“掉链子”的“元凶”是什么？
卓贤：全球供应链当前受到的冲击，从直接原因来看，是疫情这一偶发的外部冲击因素；但从长期来看，隐患早已埋下，很大程度是供应链中的市场主体在“效率-安全”权衡中过度偏向效率的结果。
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模式下，为实现收益最大化，市场主体往往根据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来进行供应链的空间布局，并采用低库存甚至零库存的方式降低供应链成本。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下，这种模式为跨国公司创造了高收益。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供给端的生产能力，使得这种极致追求效率的分工模式显得较为脆弱，容易造成全球供应链在区域生产环节上出现断点、在国际物流环节上出现堵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形成新产能需要时间，在短期内全球供应链的空间布局未发生大的改变，各市场主体在原有供应链分工下都加大了补充库存、提前囤积零部件的力度，这就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即形成了对某一类产品（比如芯片）需求的短期“饥渴症”，对全球供应链的生产环节和物流环节都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
全球生产网络环环相扣，少数关键零部件缺失就可能导致特定产业链停摆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紊乱会给全球经济、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什么不良影响？全球供应链相互关联、环环相扣，如何看待供应链出现问题后的“蝴蝶效应”？
卓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产业链形成了上下游交织、供需两侧交错、产学研交融的复杂分工格局，有力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环环相扣，一旦遭遇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等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也会面临严峻挑战，少数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就可能导致特定产业链的停摆。港口拥堵、集装箱短缺、劳动力不足，一方面让国际航运成本一涨再涨，处于下游的出口商品利润被大幅侵蚀，服装纺织品等低增值行业受到更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缺船、缺箱、缺工，交货时间被迫延长、出现原材料、商品等供应短缺的情况，由此产生的成本压力最终也会反馈到消费端。
记者：此轮全球供应链冲击，暴露出怎样的深层次问题？您认为全球供应链会“重塑”吗，方向是什么？
卓贤：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包括这次突发的疫情，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按经济规律调整的进程。除了要素成本和分工效率之外，关税成本、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也成为跨国公司进行空间决策的重要考量。
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各国医疗物资产业的供应风险，迫使各国反思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之后，一些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全球供应链长度可能会缩短，出现产业链本土化的趋势。这是各国在平衡效率和风险基础上的理性行为，但这一变化涉及的产业规模并不会太大。
对于其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产业，虽然劳动力成本等的变化是全球生产网络调整的重要动力，但在被新技术渗透的生产流程中，其重要性有所下降，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配套能力、劳动者技能等仍是跨国公司进行供应链布局的优先考量指标。但与此同时，市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也会分散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空间、提高库存冗余、增加毗邻消费市场的“近地化”生产比重，在“效率-安全”之间谋求再平衡，以降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疫情导致国际供应链断裂的极限情境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和弹性
记者：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卓贤：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生产者，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与全球生产网络高度融合，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约12%。通过全面参与全球化分工，我国制造业形成了难以复制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集群优势和物流网络体系，各类产业链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竞争优势。我国已从制造品装配的“世界工厂”发展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区域性枢纽，是新技术商业化、新产品产业化、新模式扩散化的有力推动者，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压舱石”般的作用。
在疫情导致国际供应链断裂的极限情境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和弹性。所谓韧性，是指外部冲击到来时，产业链供应链能够维持必要生产和服务的重要能力；所谓弹性，是指产业链和供应链快速恢复到常态水平的能力。哪怕是在之前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部分环节出现短暂停顿之后，依靠制度优势、数字技术优势、物流基础优势和社会组织优势，在短期内就快速恢复到常态化水平。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断裂的极端压力测试下，中国的本土企业开展关键零部件本土化、技术创新产业化、产业协同数字化的持续探索，愈发成为维系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的重要力量。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通过培养本土优秀企业提高稳链控链能力
记者：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把握发展主动权，保障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
卓贤：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是稳固一国产业链的基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增量消费市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明显，并为各类新产品和新业态提供了规模化的创新平台。因此，我们首先要以内需市场稳链，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黏合剂”作用。
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最重要的举措则是通过培养本土优秀企业，提高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能力。
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最重要主体，优秀的跨国公司拥有核心专利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品牌影响力、要素聚合能力等，是全球资金网络、物流网络、创新网络的主导者。我们要结合“走出去”和“引进来”，加大“补短板”力度，以本土跨国公司为枢纽，构建协同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平台，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促进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德国、日本等之所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举足轻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众多规模中等但市场占有率高的“隐形冠军”企业（指那些不知名而又在细分行业或市场拥有核心竞争力、占有领先地位的企业）。它们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是核心零部件本土化的主导力量，也是维系一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关键。我们可考虑采取税收、金融、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鼓励大企业牵引国内配套企业发展，打造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在补足产业基础短板、围绕产业链里的核心价值环节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发力，推动我国升级成为提供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全球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