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水星台社区党委书记刘晓琳（右一）在和社区工作人员交流防疫工作。
新华社发（谢剑飞 摄）
湖北省武汉市中百仓储百步亭花园路店经理张莉霞（中）在接待前来洽谈团购业务的居民小区代表（右）。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在此次疫情防控总体战中，基层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经历了一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基层治理能从抗击疫情中得到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
在这次大考中，基层治理经受住了考验，广大基层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经受住了考验
问：这次抗疫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这样一次集中的大考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您对此怎么看？
吕德文：基层治理在疫情防控中经受住了考验，广大基层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经受住了考验。
疫情期间，我和基层干部有广泛接触。两个多月来，很多人一直坚守在一线，不能回家也不敢回家。不能回家是因为随时有事，不敢回家是因为平时在外面暴露，担心给家人带来风险。疫情当前，他们都坚持下来了。疫情防控是对干部政治素质、专业素养和群众意识的全面检验，我认为基层干部队伍在这次疫情大考中得了高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是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
疫情防控为什么可以打成人民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党始终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在疫情防控战一开始，党中央就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事实也证明，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组织动员下，群众被有效组织起来，尽量做到自我服务，减轻了政府和社会负担。
基层治理体系的应对能力也经受住了考验。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组织体系迅速从常规状态转换到战时状态，这种“平战转换”的治理机制，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一大优势，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基层应对疫情的能力。
问：如何把抗击疫情的战时状态运用于平常的为民服务，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吕德文：疫情防控对基层治理的全方位锻炼，客观上将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及时总结实践做法，基层可以把治理能力提升一个台阶。战时状态下的很多经验，都可以转化为常规治理。比如，将疫情防控中的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延续下来，用于常规的为民服务，就会在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之间形成正循环。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体现在真正深入群众，做“人”的工作上。此次抗疫实践表明，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做好群众工作，而在群众工作中，动员和组织群众是第一位的。善于动员和组织群众，让群众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在制度设计上有比较成熟的模式，并进一步在磨合和战斗中形成治理共同体
问：抗疫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形式，比如领导小组、指挥部，您对此怎么认识？
吕德文：我们党有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全党围绕中央形成统一整体，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动员全民出击，关键时刻把各方面资源迅速集中起来。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集中了方方面面的资源，还发动了志愿者。制度设计上我们也有比较成熟的模式，比如领导小组、疫情防控指挥部。只要有重点工作，就可以用这种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所在。
问：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像领导小组、指挥部这样的组织形式，它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呢？
吕德文：学术界有“无缝隙政府”的概念，所谓“无缝隙”，是指一种弹性的、灵活的、适应性强的、跨功能的、效率高的组织形态。政府部门之间有缝隙是常态，否则就不会分部门了。但在抗疫过程中，条块之间、条条之间，这种“缝隙”实际上弥合了很多。虽然各个部门职能不一样，但大家都在同一个领导小组或指挥部里共同做事，比如有的在物资保障组，有的在医疗救治组。在这个治理共同体内部，所有的事情，商量协调起来效率更高。这样就对组织资源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动员，正式的治理机制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也相互配合。当然，这种治理共同体，也是在共同磨合和战斗的过程中形成的。
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
问：在抗疫过程中，有哪些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让您印象深刻？
吕德文：我印象最深的是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支援基层疫情防控。没有增加治理资源，把干部沉下去，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参与消杀、给孤寡老人送菜、测量体温等工作，把基层工作做扎实了。对于下沉干部来说，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治理重心下沉，意味着权力、资源也要下沉。下沉是基层治理改革的方向。
困难面前，群众和基层干部站在了一起
问：此次抗疫，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评价怎么样？
吕德文：总体上，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评价是高的。一方面，群众能够客观认识基层治理和基层干部的不易，困难面前，群众和基层干部站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基层党员群众以不同形式在支持基层工作。比如，很多社区党员参加了社区的青年先锋队，很多居民成了社区志愿者，他们和下沉干部、基层干部共同抗疫，结下了深厚友谊。
街道、社区用一件件事情把群众组织起来
问：有分析认为，相较农村，城市主要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的原子化程度更高，这导致城市基层社区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天然较弱。您怎么看？
吕德文：城市看上去是原子化的，但要组织起来也并不困难。比如一些社区以楼栋为单元建微信群，网格员当群主，大家一起团购蔬菜。有很多类似的切入点，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把群众组织起来。基层干部和群众彼此熟悉了，建立起了联系，组织力、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强，就会转化成治理能力。
问：您为什么格外看重组织和动员群众？
吕德文：我们团队的贺雪峰教授分析提出，党领导基层治理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提供服务，简单讲就是投入人力投入资源，把钱投下去把事做成。第二重是通过做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没有新增加资源，或者新增加很少，但把新发生的事情办得很漂亮，整个治理能力提升了。还有一种，治理能力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合理配置资源，办事效率提升，解决了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疑难杂症。第三重境界是群众的主体性被激活了，可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我们一定要善于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不搞包办代替。
疫情防控需要精准掌握海量信息，大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
问：大数据为此次疫情防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您怎么看大数据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
吕德文：在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一是减少了政府部门间的“缝隙”。疫情防控是以战时体制运转的，这就决定了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都需要较高的协调性。大数据让很多碎片化的信息有机整合起来，进而减少了“缝隙”，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抗疫期间，一些网络平台汇集了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群众求助信息，形成了有机数据，为摸清底数、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二是大数据为精准防控提供了条件。说到底，疫情防控是建立在海量信息收集基础之上的，每个人的健康、流动信息，都关系到防控措施的落实。但传统的信息收集方式，不仅不全面，且速度过慢，而大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各地在推行的“绿码”，极大方便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战时纪律是战时体制运转的重要保障，纪检监察工作保障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问：抗疫过程中，人们看到一大批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同时也看到纪检监察机关激励保护基层干部积极性。您怎么看待纪检监察工作发挥的作用？
吕德文：纪检监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精准有力的监督保障执行。比如，大理市违法征用途经大理的外省（市）防疫口罩，被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传递出强烈信号。督促各级干部迅速进行“平战转换”。疫情初期，通过严肃查处不担当、不落实的典型问题，激发干部队伍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比如湖北黄冈对一问三不知干部的处理，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效果。对个别临阵脱逃、工作不负责的党员干部及时处理，保障了战斗力凝聚力。总之，战时纪律是战时体制运转的重要保障，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形成了步调一致、共克时艰的局面，保障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重心就在实实在在做事、实实在在跟老百姓打交道上
问：在完善基层治理、补齐短板方面，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吕德文：要不断调整基层工作重心。基层的工作重心不能耗费在一些不必要流程上，而应该在实实在在做事、实实在在跟老百姓打交道上。从去年基层减负年以来，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以及对县乡村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等大幅减少，受到基层干部群众欢迎。
基层要减负，要有实际做事的更大空间。做什么，怎么做，都要倾听群众心声。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治理事务多样且难以标准化，群众的诉求也比较多元化。因此，要下决心把为群众办事的时间和空间更多留给基层。（本报记者 韩亚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