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后排右一）与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合影。 （资料图片）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纪录片《人民的选择》，于6月14日起在央视黄金时段连续播出。
一个个感人故事、一份份真实档案、一段段珍贵影像，生动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从历史洪流中脱颖而出。
片中，展示了大量珍贵党史资料、文献、影像，首次公开展示了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烈士的履历档案，让人惊奇之余，将目光又一次注视到陈氏三父子身上。
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对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刻画感人至深。陈延年、陈乔年先后遍体鳞伤走向刑场，慷慨赴死的凛然大义，令人动容。有人这样评价：陈延年和陈乔年，才是中国年轻人最该追随的偶像。正如梁启超曾经说过的，“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艰难环境中自创前程
1927年4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选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三人是一家人——陈独秀和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当时，陈延年29岁，陈乔年25岁。
陈延年出生后不久，陈独秀就去了东北，直到三年后陈独秀才回到家乡，儿子是什么模样，陈独秀已经没印象了。
东北之行，开阔了陈独秀的视野，让他看到了高天厚土以及即将到来的时代风云。
因此，陈独秀希望长子陈延年将来能有大出息，但是他反对封建式的棍棒教育。陈独秀自己练书法时，会写几个大字，教给陈延年认识。尽管如此，相聚教子的机会总是很少，因为陈独秀闲不住，他忙着与朋友们纵横谈论天下大势，很少有工夫过问陈延年的学习。
不久，陈独秀就到日本留学。对于父亲的“缺席”，陈延年并没有感到特别。他反复复习父亲去日本前为他写下的方块字。
陈独秀回国后，发现儿子在家翻看自己当年读过的书。陈独秀高兴地对母亲谢氏说，小延年是个读书的料。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主编《新青年》杂志，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就写了一封信，让延年、乔年到上海来。
然而，迎接兄弟二人的不是锦衣玉食，而是父亲对他们自立自强的教育。陈独秀认为，该是他们闯荡人生的时候了。陈独秀并没有让延年、乔年跟自己住在一起，而是让他们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
陈独秀同好友汪孟邹谈到杂志的时候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汪孟邹听后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
陈独秀点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
无疑，这塑造了他们独立、劳动、吃苦的品格。兄弟二人勤工俭学，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
艰难困苦的环境，让兄弟二人养成了自立自强的品格。他们立志，要“自创前程”。有一次，陈乔年帮助工友们打包，因为使劲过大，把腰带崩断了，他随手捡起一条打包的麻绳熟练地往腰上一系：“这可比裤袋牢得多了！”
他们的做法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和鼓励。对此，作为父亲的陈独秀有自己的认识：“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父亲对二人的教育，不但是生活上的自立，更有理想的追寻——沿着父亲的足迹，陈延年、陈乔年，开始了进步青年的人生。
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育和期望，兄弟二人尽管出生在旧社会，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青年！
1919年，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同乡潘赞化问陈延年知不知道此事。
陈延年淡然答道：“已有所闻。”
“你们兄弟俩对此有何看法？有无担心害怕？”
陈延年的回答斩钉截铁：“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空前复杂的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
陈氏兄弟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上海的各种新思潮、新活动，如同春天的风和雨，吹拂着年轻的陈延年、陈乔年大开眼界，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种新书刊，孜孜以求地探求真理。这其实，也是当年所有进步青年的理想与荣光。
陈延年、陈乔年一开始读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书刊，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在上海他们接触较多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反映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憧憬，这无疑契合了他们创立新世界的追求。
进步的青年，必然要追逐更加进步的思想。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开始，陈延年带着弟弟陈乔年来到了法国。
正是这一趟法国之行，让他们从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来到法国，让陈延年、陈乔年深刻地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不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社会的黑暗，让陈延年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而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没有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反而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庸与吹鼓手。这让陈延年大失所望：“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
这就让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转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
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兄弟二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
恰在此时，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被强制驱赶回国，让陈延年、陈乔年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虚伪与反动。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彻底与无政府主义决裂。
而与此同时，赵世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他们找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人先后加入到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工作中。
1922年秋，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萧三（萧子璋）经人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而介绍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就是越南的胡志明。胡志明当时是法共党员，名叫阮爱国。
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举为支部的领导成员。
1923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12人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他们学习了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国际工运史等，陈延年被同学们称为“小列宁”。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地观摩与实践，让陈延年、陈乔年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志愿更加炽烈和明确。他们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
血泪斑斑染红旗
在父亲陈独秀的影响下，陈延年、陈乔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应该说父亲就是他们的革命导师，而这两位学生，在革命的大道上，走得比导师更坚定、更壮烈。
1924年，陈延年协助周恩来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周恩来、陈延年等商定，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成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1927年6月底，陈延年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不幸被捕。他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昂首挺胸、傲然站立，最后死于乱刀之下。
一大老党员谭天度，与陈延年相识已久，在革命危急关头，是陈延年的一番谈话让谭天度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在谭天度后来的革命道路上，经常可见陈延年的影响。谭天度曾经作诗《夜过梅花尖》：敢撄强暴凭风骨，能负艰危仗铁肩。正值国家多难日，坚贞应似梅花尖。这首诗，既是谭天度自勉，也是对陈延年的缅怀。
获悉哥哥牺牲后，陈乔年泪如雨下，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寻找真理，并肩走上革命道路，如今哥哥走在了自己前面。
陈乔年将满腔悲愤化成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因为他知道，延续革命意志是对哥哥牺牲最大的告慰——他要去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
当时的武汉，已经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陈乔年不避风浪，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大江两岸，那滔滔的江水是哥哥等烈士们流不尽的英雄血。后来，他又被调往上海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地下斗争，使上海和江苏地区的工作不断推进。
然而不幸的是，因叛徒的出卖，1928年春，陈乔年被捕。尽管伤痕累累，他依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狱中的同志问陈乔年对党和家庭有没有什么遗言，陈乔年慨然回答：“对家庭毫无挂虑，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血洒枫林桥，追随哥哥陈延年而去，年仅26岁。
陈乔年牺牲后，他年幼的儿子不幸夭折，遗腹女和妻子史静仪也因战乱失去联系。1969年，史静仪去世，依然未能找到女儿的下落。
鲁迅先生在《致颜黎民》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
鲁迅所说的好几个青年朋友，就包括陈延年和陈乔年。
年年桃花放，山河代代红。龙华的桃花，以四季轮回的方式执著纪念着烈士的英魂。
陈氏兄弟的好友汪原放，曾经为他们写下一首悼念诗：“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刘同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