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塑像。
张謇写给儿子张孝若的家书。（本图选自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父爱如山：清末状元张謇写给儿子的信》一书。）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江苏南通是一颗璀璨的星，这座滨江临海的城市，拥有中国近代第一座公共博物馆、第一座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而这一切都与一个叫张謇的人有关。系于张謇（1853年—1926年）名下的有状元、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慈善家等诸多头衔，这些头衔串联起了张謇服务故乡、报效祖国的一生。张謇有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即与草木同生，不与草木同腐。”张謇留下的不只是“一二有用事业”，更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独占鳌头
1853年，如果以当时中国通行的纪年方式论，则是咸丰三年，张謇出生在今南通市。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是地道的农民，家有兄弟五个，张謇小时也曾下田干活，但据其自编的年谱记载，十二岁时，父亲令他与叔兄、五弟“随佣工锄棉田草，大苦，乃益专意读书”。那时，张謇已随海门一位叫邱大璋的私塾先生读书，有一回，张謇、张謇的父亲和私塾先生同在一堂，堂前有人骑马而过，私塾先生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对以“我踏金鳌海上来”，私塾先生和张謇的父亲都大喜过望，倒是张謇的祖母听说后，认为虽可喜，“但勿过誉之，成败未定也”。
“独占鳌头”这个成语，读者一定不陌生，科举应考者岂止万计，而能独占鳌头者只有状元一人而已。张謇家族三代未得功名，为科举考试的“冷籍”，出身冷籍者备受刁难，亦为社会轻视。张謇的父亲听从别人的建议，让张謇认如皋的张駉为同族，化名张育才参加考试。1868年，张謇参加州试，成绩欠佳，取在百名之外。老师宋璞斋斥责道：“譬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这招激将法果然奏效，张謇“凡塾之窗及帐之顶，并书九百九十九五字为志；骈二短竹于枕，寝一转侧即醒，醒即起读，晨方辨色，夜必尽油二盏。见五字即泣，不觉疲也”，当年秋考中秀才。
考中秀才本可稍缓一口气，但更恼人的事情却发生了。张駉以张謇冒籍考试而不断“索酬”，以致威逼恐吓，向县学状告张謇，张謇也因此被县学羁押三月余。好好的一个小康之家，因此而负债累累。在冒籍风波中，19岁的张謇往如皋求见知县周际霖和训导杨泰瑛，杨泰瑛贿通周际霖，欲对张謇不利。张謇唯恐再被关押，深夜冒雨逃出如皋城。张謇在《归籍记》中说：“时甫浚城河，缘河泥淖深二三尺，连属不绝，虽雨势稍细，而云黝如墨，立桥下久之。易钉鞋，而藏鞋弃灯，持盖柄为杖，蹲地定瞬，辨路高下险易，行十余步辄一蹲，足陷泥淖及踝……外雨内汗，襦裤尽湿，足疱累累，遂坐而待旦。日甫出，乘小车亟走，百三十里一日而至通。”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想见张謇当年走投无路的苦楚。1871年，江苏学政彭久余到通州，张謇与父亲函告学官，“自检举被罔之误”，并详述被骗、被逼、被辱的种种事实和苦衷，请求主持公道，回归原籍。几经周折，两年之后，经礼部核准，张謇“改籍归宗”，总算了结这场无妄之灾。这场磨难是张謇一生的财富，每当遇到挫折，张謇就会想起这段难忘的岁月，“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风义之笃”，志益坚而不退缩。
1885年，33岁的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位列第二。1894年，清政府为庆贺慈禧六十大寿，特设甲午恩科考试，张謇以一甲一名独占鳌头，考中状元。古有人生四大喜事，金榜题名乃其一，这一刻当然值得张謇欣喜，但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謇，有更大的事情要操心。
实业救国
张謇高中状元的这一年，天下并不太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四月，守孝在家的张謇得到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义愤填膺，在日记里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得失无论矣……”甲午战争给张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认为此时中国“求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由此书生张謇走上了实业报国的艰辛道路。
张謇深知“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在中国近代史上，张謇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在政界拥有广阔的人脉，但在创业之初，仍不免处处碰壁。大生纱厂是张謇创办的第一家企业，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纺织企业。为了筹措资金，张謇几乎是蒙羞忍辱，“求助于南皮（张之洞）无效，急告新宁（刘坤一）亦委谢不顾”；他到上海去筹措资金，因无旅费，只得卖字；他与上海商人严信厚接洽，想向其贷款，严氏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而未能成功。这一连串的困厄并未挫败他的志气，他说：“惟有忍气待时，坚志赴事，更无他策。”
两江总督刘坤一问张謇办厂有何感受，他回答：“无他，时时存必成之心，处处作可败之计。”刘坤一又问：“可败，何计？”对曰：“先后五年（指1885年至1889年）生计赖书院月俸百金，未支厂一钱，全厂上下内外数十人，除洋工师外，一切俸给食用开支，未满万金耳。”刘坤一“俯首拊掌，嗟叹久之”。
“时时存必成之心，处处作可败之计”，这十四字中透露出当时兴办实业的艰难，也包含着张謇的人生大智慧，朝着认准的目标前进，尽心尽力解决面对的难题，见招拆招，不存私心。只要抱定这种精神去干事，哪有办不成、办不好的道理？
1899年10月，张謇为大生纱厂公事厅题写了一副对联：“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嗔恨心。”这副对联道出了他的人生追求。张孝若为父亲张謇作传时，提到了他的金钱观：“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1923年，张謇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中说：“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余万圆。”可见他为地方建设投入了自己绝大部分的收入，甚至负债也在所不惜。
在张謇等人的辛苦经营下，大生企业集团以大生纱厂为起点，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旗下有69家各类企业，业务涉足领域从纺织拓展到冶铁、通信、运输、金融等领域，形成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影响全国乃至海外。
如此庞大的企业集团，解决了万千人的就业问题。为了解决大生纱厂的原料问题，张謇在沿海的东台、大丰、射阳等地兴办盐垦公司，这里原是炼制海盐的基地，到张謇的时代，盐产量越来越低，大片荒滩闲置，张謇择能开发者开荒植棉，建立棉花生产基地。时人看张謇努力经营淮南垦地，可以养活不少百姓就作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范公堤外张公垦，饱腹心心十万家。”范公堤是范仲淹主持修建的一条捍海堰，范仲淹与张謇都为民造福，因此能为历史铭记。
舐犊情深
张謇不仅兴办实业，更注重发展教育事业，他有“父教育而母实业”的说法，认为“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在南通，张謇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纺织专科学校、盲哑学校、盲哑师范传习所等。张謇在母亲金氏的家乡东台也有兴学之举，创办了母里师范。“母里”即“母亲故里”之意。母里师范共办了九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翻译家戈宝权、电机专家沈从龙早年均就读于该校。
世人皆知张謇大力兴学、作育人材之举，却忽视了身为一位父亲，张謇对儿子张孝若的家教，其实这也是体现张謇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孝若出生时，张謇已四十五岁，老来得子的张謇对儿子却没有溺爱。张謇有许多写给儿子的文字，字里行间，皆是浓浓情意。
1904年，张謇延请教师来家中教子，他为此制定了《扶海垞家塾章程》。由章程可见，张謇对其子的教育方式是中西结合，并明确认识到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他开办家塾的目的之一是“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所已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味，使之易晓而直觉”，他设计的课程表，除了修身、国文、算术之外，还有图画、音乐、体操，每天上午十一点之后、下午四点之后是游戏的时间。章程中要求其子和同学们尊师爱友、守时好学、讲究礼貌、爱护财物、清洁卫生。
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小学，张謇将儿子送到这里念书。张謇常写家书给儿子，1909年农历正月廿八日的信中，张謇告诉将从初等小学毕业的儿子，“每日上课外，真能有两三小时安心用功，不愁不长进。儿其自砺，成人之基在是”，幸好张謇的家书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我们今日还能睹其真迹，张謇在“安心用功”四字旁画了几个圈以示强调。张謇的正室夫人徐端在一年前去世，儿子又在外求学，心中的孤独是可想而见的，在儿子面前，他袒露心迹：“父在外终日不闲，一到晚间无客不办事时，便念我儿，又无人足解父怀，颇伤儿母，儿知父意否？”
张孝若的回信，有时不能让父亲满意，同年农历闰二月十七日的信中，张謇就说每次看到儿子的回信，都要改正，并要求儿子要看这些父亲改过的信，“一一收好，须用纸夹，收得整齐”。张謇还要求儿子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做，“儿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记得儿五六岁，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别人做辄哭，可见儿本性是勤。现在寄父之讯，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
后来，张謇把儿子送到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念书。儿子远离家乡思念父亲，父亲又何尝不思念儿子呢，1912年农历三月卅一日，张謇在家书中说道：“儿今在校，须定心求学，不必常常思家，常思则苦，胸襟即不开展，亦有碍于身体。校规即不严，但得自己律身严，则焉往而不可。做人须自做，专恃校规管束，教师督促，非上等人格也。”他寄厚望于儿子，希望儿子学成后能继续努力于实业与教育：“父岂不欲儿常在侧？顾世事日变，非有学问，不能有常识，即不能有声望。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
这封家书，使人想起了张謇年轻时的一段话。1876年，24岁的张謇因家境艰难给人做幕僚，他说“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有此鸿鹄大志，又能忍受磨难，方能成大事业。（志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