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权办事就要得好处的商品交易之官员从众心理，求人办事就要找关系、送红包之市民从众心理，叠加交织在一起，是“腐败亚文化”根深蒂固的深层次原因。要驱散消除这种“精神雾霾”，最根本的要靠“廉洁空气”，就是要让“廉洁正文化”像空气那样无处不有、无人不需。
“廉洁正文化”虽然是一种软约束，但却是一种无形的内心之“法”，是对“贪念”的一种内在约束。从反腐败看，官员抗拒诱惑的最后防线，起作用的往往是取决于官员的道德操守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这说明，“廉洁正文化”一旦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它将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刑律”，起到法律制度不能替代的作用。
兴“廉洁正文化”，刹“腐败亚文化”，不仅能起到以廉拒腐、以文止贪、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而且由来已久，并将永恒持久。据史料记载，我国“廉洁正文化”产生时间很早，内容也日渐丰富。中华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就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有要求。
《尚书·尧典》说帝尧为政“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其思想涵盖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次含义，构成了我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夏、商、西周三代的更迭使人们认识到“民本”思想是廉政制度、行为、思想产生的深层文化意识；春秋战国关于“廉政”问题的思考更加多姿多彩。
齐相晏婴说：“廉者，政之本也。”意思是廉政是政权之本，关键在于各级官吏要作廉洁的表率，特别是法家的“廉政文化学说”最引人注目。法家主张从道德的层面对包括君主在内的各级官僚进行教育。法家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还说：“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就是说，“廉洁正文化”建设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工程，短时间很难看到显著的效果，但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了，它的作用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廉洁正文化”的传统思想贯穿古今，包拯、海瑞等清官作为廉政楷模，一直被后人传诵，廉政美德如中华民族的薪火永生不灭，代代相传。播种“廉洁正文化”这颗思想“好种子”，就自然会收获“廉洁风气”这个“大果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以古为鉴，我们或可把“廉洁正文化”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能让“廉洁正文化”像空气那样无处不有、无人不需，毫无疑问是治理“腐败亚文化”的重要之策。在公共场所，要展示廉政公益广告、悬挂廉洁名言警句、播放廉政影视片等，通过日积月累，长期的潜移默化，让廉洁意识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重要节日，通过看廉政节目、发廉洁提示信息等，养成风清气正过节的习惯，长此以往，保持廉情，就能以“节日廉”促“平日廉”；在公务活动中，要学廉政模范、严守廉政准则等，使“廉洁正文化”成为约束公职人员思想的无形的内心之“法”，真正做到廉洁用权、按规则制度办事，自觉抵制歪风邪气，防止出现“破窗效应”，带动社会风气向好；在社会交往中，要倡导做廉洁人、办廉洁事等，遵守不找门子、不送票子的社会准则，并让其真正成为一种信念、一种习惯、一种自觉；在传统传承中，要落实“廉政教育进课本”，使数以亿计的学子出校门走上岗位时就具备了廉洁素质……总而言之，“廉洁正文化”要实现常态化，着力营造“以廉洁为荣、以腐败为耻”的党风政风民风，当“廉政意识”成为国人的共同价值认识、“廉政行为”成为国人的共同处事习惯时，“腐败亚文化”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市场，人们看到的将是“风清气正、人和心顺”，遇到的将是“脸好看、事好办”。
综上所述，“廉洁正文化”于社会之重要，就像空气与人类那样谁都离不开。“廉洁正文化”在营造“廉洁生态”中神力非凡，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教育、示范、熏陶、导向作用，可起到制度约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是构建“不想腐”体系的“关键一步”，必须做细做实，久久为功。（赖赋春 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