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给母亲的家书主要报告儿子海婴的成长情况，充满了浓浓的爱意，这是1935年8月31日鲁迅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八月十日来示，早已收到，写给海婴的信，也收到了。上海天气已渐凉，夜间可盖夹被，男痱子已愈，而仍颇忙，但身体尚好：害马亦好，均可请释念。海婴亦好，但变成瘦长了。从二十日起，已将他送进幼稚园去，地址很近，每日关他半天，使家中可以清静一点而已。直到现在，他每天都很愿意去，还未赖学也。专此布达，恭请金安。” （本图由受访者提供）
阅读鲁迅家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鲁迅形象
记者：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出版了一些纪念作品，其中包括您编写的《鲁迅家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鲁迅家书流传与存世情况。
黄乔生：现存鲁迅写给母亲鲁瑞的信50通，给弟弟周作人的信19通，给许广平的信78通，算上给本家或表弟表侄的信3通，总共150通。
鲁迅18岁离家外出求学，与母亲的通信本应很多，可惜大多散失，现存最早的写于1932年，总数不及给许广平的信多。现存鲁迅给弟弟的信，只有写给二弟周作人的18封——写于周作人在日本探亲和在北京西山养病两个时期——外加鲁迅在北京期间为悼念范爱农诗发表事给周作人的半封（含诗稿）。
鲁迅与许广平热恋时分居两地，那个时代，只有靠书信传递信息，披露情愫。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记录了互相倾诉心声、兼以谈论世事的恋爱过程。他们后来将这些信件按照年月顺序，对一些段落词句做了修改，编成《两地书》。我编辑的《鲁迅家书》收入他们的通信，依据的是原信，可以与《两地书》对照阅读。此外，《鲁迅家书》还收录了鲁迅给周心梅、郦荔丞和阮善先三位亲戚的信各一封。鲁迅的亲戚很多，但留下的通信很少。这是不是可以说明，鲁迅跟亲戚们关系不亲密？至少可以说，亲戚中与他志趣相投的不多。
记者：文学研究注重知人论世，鲁迅的传记资料，颇有太多而非太少的感觉，鲁迅家书在鲁迅研究中有怎样的价值？
黄乔生：研究作家、作品，当然史料越丰富越好，但最根本的是史料越准确越好。所谓鲁迅传记材料“太多”印象的形成就是因为材料虽多但存在不准确的情况，有些还互相矛盾，让读者莫知所从。
梳理现有的资料，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一种是鲁迅的自述；一种是同时代人对鲁迅的回忆；一种是后世研究者对鲁迅的看法。在鲁迅的自述文字中，我认为家书尤其值得重视。写家书的时候，不像写文章那样顾及影响，因为家书是私密的，本不打算公开发表，作者思想的真实性和情绪的率真度比较高。在家庭琐事中，反而能透露出一个人的真性情。阅读鲁迅的家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鲁迅形象，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在已经认识到的鲁迅的战士和文人形象之间寻找平衡。
人们心目中的战士，总是废寝忘食，奋不顾身，鲁迅确实也有这样的品格。我们从鲁迅家书中，还可以看到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和生活情趣。鲁迅家书中也讲述自己的人生轨迹，只不过随时点到，不那么系统和全面，这就需要编辑家书时做梳理。家书记录了他的人生因为家庭、亲人而改变，如因为家道中落而就读新式学堂，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中断留学回国工作，因为要照顾母亲和弟弟的生活而下决心实现大家庭团聚，因为兄弟失和改变了生活状态，因为恋爱而离开自己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因为家庭生计而确定了晚年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家书中体现出鲁迅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改变家庭形态，走进全新生活，实现人生转变，其影响不亚于他的“思想转变”。
需要强调的是，爱情和家庭生活改变了鲁迅，同时也成全了他的“战士”形象，使这个形象更完整、丰满、亲切。如果没有亲人、妻子的陪伴、劝说、鼓舞乃至“干扰”，他固然能继续做“战士”，但恐难长久，可能会过早折损，停止前进的脚步。鲁迅1925年前后的书信，就记录了他人生中一个危险时期的情况，如果不是亲情的呵护和爱情的滋养，他很可能就在那时离开人世。正如他那篇散文诗《死火》中所写：“我将烧完”。虽然他那永不止息的战斗精神和绝不宽恕的孤绝性情未来仍会将他烧完，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因为有了家庭、过上一段较为安稳的日子，创作出更多好作品。
鲁迅在书信中向母亲汇报孩子的成长情况
记者：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对传统中国家庭展开激烈批评的时代，但是理念上的批评和生活中的实践有时出入很大，那么鲁迅的家庭观念是怎样的？
黄乔生：鲁迅是社会的批评者，历史的反思者，新文学的先驱者，他思想深刻，文笔犀利，他对家庭也有批评，而且有很激烈的批评，这是那个转型时代的特点。他本人在家庭里的体验并不总是愉快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包办婚姻的痛苦他忍受了很多年，亲兄弟的决裂他也经历了。不但他自己有如此的经历和感受，他也看到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需要从文化传统上进行改变。
这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在发表改革主张的时候，可能有说得过头的地方，这是难以避免的。除旧布新，不除掉旧的，新的就难以生长。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要培养新型的父子关系，不是一种放债和收取利息的关系，而是自然的演进，是生命的两个链条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去的儿童教育，对孩子的束缚比较多，而新的伦理则要求给他们的发展以更大空间，给他们更多的自由，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与他的文学作品“救救孩子”的主题一致。鲁迅对爱情的描写，不是停留在卿卿我我，哭哭啼啼，而是想得更深更远，也更现实。《伤逝》与《娜拉走后怎样》就是这方面的好作品，这都与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周密思考相关。
但在实际家庭生活中，却并不那么激烈和决绝。这是传统的势力，惯性的压力，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需要时间，需要忍耐。例如大家庭这个观念，就必须先接受，在接受过程中要忍受它的不便利，甚至还要忍受分离和破裂的痛苦。从绍兴到北京，鲁迅三个兄弟没有分家，而是一起与母亲住在大宅子里，过着传统几代同堂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不能持久的，越是要维持，越是维持不下去，最终导致分裂。
家庭对人的品性、修养、价值观乃至政治倾向的形成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学习和研究鲁迅，应该充分了解他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他的恋爱婚姻和社会交往。
记者：《鲁迅家书》中收录鲁迅写给母亲的多封信，普通读者对鲁迅母亲实在太陌生，鲁迅与自己的母亲关系如何？
黄乔生：鲁迅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遭受祖父入狱、父亲早逝的打击，鲁迅作为长子与母亲鲁瑞分担家庭的重负，较早养成坚毅的个性和独立担当的精神。他的母亲青年守寡，含辛茹苦抚养五个孩子（一儿一女幼时夭折，留下树人、作人、建人三兄弟），是位很令人佩服的女性。鲁迅充分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力量。
鲁迅与母亲的通信，现存最早的一封写于1932年，这之前应该有不少没有保存下来。一个原因是丢失。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一路都在写信报告自己的行程，以免母亲和朱安挂念。为母亲代笔好几年的绍兴同乡许羡苏这样回忆说：“1930年当我离开鲁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师去的前夕，我把鲁迅先生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后来不知她怎样处理了。”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他的母亲不能书写，难以与儿子进行文字交流。同样的原因，鲁迅也无法与妻子朱安互通鱼素。因此，鲁迅早期的家书多写给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充当了他和母亲之间的联络人。
鲁迅一生，中年恋爱，老年得子，但终于过上烟火气的家庭生活。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向母亲报告儿子的成长情况——这也正是“孝道”的一种表现。
整理家书要尊重文本和历史事实
记者：近年来出现了“家书热”，许多家书得到整理和结集出版，精良的整理需建立在精密的考证基础上，您在整理鲁迅家书时有何心得？
黄乔生：的确，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家书出版，这说明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字。对家书的整理，我觉得要尊重文本，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当事人，不能随意修改，不能有选择地强调或忽略，而是有什么说什么。
家书中隐含的内容，更需要编注者挖掘整理并介绍给读者。也就是说，整理注释家书，态度要端正。注释书信这类文字，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有些史实并不容易还原，不容易全面完整解释清楚，例如琐碎的家务事或者是通信双方都熟知的事件，就讲得很简略，注释起来就很麻烦，有的人和事就只好暂付阙如，有待进一步研究。要把每一封信的背景交代清楚，需要查阅大量材料，需要体察通信双方的心思和情绪，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
记者：在整理过程中，是否有一封信深深打动您？
黄乔生：我在注释鲁迅给母亲的一封信时，就体会到鲁迅晚年那种身不由己、陷入繁重的工作不能自拔的状态，而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正值新冠流行，人们都禁足在家，这个时候就能体会鲁迅的处境了。
这封信写于1934年11月18日，其中有这样一段：“男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的时候的病一样的。卖文为活，和别的职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觉，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很形象，疾病、劳累，却不能休息，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让母亲明白，他用绍兴旧家庭生活场景做比方，那就是，既然是官宦人家，就必须撑场面。在鲁迅的文章或他给别人的信中，是不大会用这样的比喻的。这短短的一段话，含有凄苦和无奈，读之令人感动和深思。
（嘉宾简介：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参与策划《鲁迅陈列》《国民1919》《旧邦新命——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鲁迅的艺术世界》等多个展览，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八道湾十一号》《字里行间读鲁迅》《吾国吾民191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