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旗帜鲜明举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
从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通过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此时，中国统治者还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的美梦，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败下阵来，一次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一次次奋起，又一次次失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失败。从此中国人转向制度变革的探索，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种种方案在中国政坛轮番登场试验，但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在苦闷中彷徨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制度选择。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复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对症之方”。1921年一大党纲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明确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分两步走：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党顺应历史和人民要求，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向社会主义而无法走向资本主义。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旧社会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到处兴风作浪，稳定财政金融成为当务之急。人民政府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初步站稳脚跟后，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财政经济战线上第一个重大胜利，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到1950年初，全国共计接管官僚资本工矿企业29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此为基础，国营经济迅速建立起来。由于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单薄分散，没收官僚资本转为国营经济，实际上就改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因此，没收官僚资本本身就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国营经济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以其职工为代表的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长期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始终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强大力量。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政后，由于各种原因私营工商业陷入了困境。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发展，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以后逐步发展为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私营经济发展更为依靠国营经济。1953年的粮食问题促使国家实行粮油统购统销等政策。“一五”计划的实施要求公私合营以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这种历史现状，注定了不可能由某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被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切肤之痛，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人是带着民族耻辱跌跌撞撞进入20世纪的。新中国是在推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而建立的，中国长期被帝国主义国家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与西方阵营的紧张关系。在当时，只有苏联和东欧、亚洲等人民民主国家同情支持中国。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制定外交方针时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中展现出的高速度和建设成就，对落后中国的建设具有强大示范作用。同时，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由其帮助编订的“一五”计划在实施中取得巨大成就。这就更加坚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方向。
道路决定命运。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历经曲折、艰难探险后的经验总结和郑重选择，在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方向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王光鑫 陈坚）
